文丨 毕竟 来源丨《青年记者》

最近几年，全球媒体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互联网转型发展中，从纸媒转到互联网，从互联网转到移动互联网，所有的媒体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机会与风险并存。

而在这期间，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收入方式、竞争方式、传播方式等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媒体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

2019年，有机构发起“中国媒体人生存状态调查”。根据问卷反馈的数据显示，94.21%的参与调查的媒体人深感焦虑，60.87%的媒体从业人员月收入不足万元，超80%的媒体人表示自己很缺钱，近40%的媒体人表示想要离开媒体行业。

媒体人最常见的职业焦虑是信息焦虑。信息爆炸，信息超载，但最难捕捉的是有效信息。为了信息，许多记者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网上。但人脑非电脑，接收、处理难自如，因此，担心漏稿，别人发了我没发，担心别人棋高一招，这种焦虑对记者来说是常有的，挥之不去，导致心理压力大，惶恐不安，紧张。如不善排遣消解，就会出现失眠、厌食、呕吐、焦躁、疲惫等症状。

信息焦虑只是外在的职业焦虑，最让媒体人纠结的其实是身份焦虑，这种焦虑蛰伏于内心深处，却如岩浆般左冲右突。身份焦虑是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担忧，是期望能够拥有某种身份的焦虑，现代社会几乎人人有之，置身公共空间，处于人群之中，无形中人们就“自动”为身份定位，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不光在中国是这样，身份焦虑也困惑着西方人，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指出，基本生存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后，身份焦虑便会滋生，不放过任何人。现代社会，无论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层的人士，都难逃出其“如来掌心”。

媒体人的职业焦虑也许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核心是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下的媒体人关注的是，在社会大众眼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还是势利小人？是诚实的人，还是虚伪的人？是勇敢正直的人，还是欺软怕硬的人？是有实力的人，还是卑微的人？概括起来说，媒体的人身份焦虑，主要包括道德焦虑和阶层焦虑，后者外延较广，包括在社会层面上的经济地位焦虑、社会地位焦虑，以及在媒体内部的阶层焦虑。

媒体人的道德焦虑

过去，记者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因“见官高一级”的蜃景，也不因“无冕之王”的美誉，而在于记者是正义的化身。如今，不知记者们还有多少底气？诚然，拿“封口费”的记者，主动以新闻报道进行敲诈的记者，都只是极端个例，但这少数人却让整个行业蒙羞。

今天，就连一个小学生，也能看出许多医药广告是在“骗人”。“骗人”广告包括虚假广告和误导广告。但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这些广告，因为竞争越来越残酷，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媒体时刻要与权力、资本打交道，博弈的结果是媒体拜倒，与商家“抱团取暖”，共生双赢，广告收入主要来自商业、房地产、汽车、电器、医药、金融等行业；做强势部门的“传声筒”，舆论监督主要针对公交、城管等弱势部门，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既赚民意又无风险。许多媒体有保护名册，明的是大客户（商家）名册，打印出来，分发各采编部门；暗的不用打印出来大家就知道，是社会上的一些强势部门。舆论监督稿件被枪毙，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在打老虎的时候，但打苍蝇就可以无所顾忌。

媒体的一些报道是在欺骗受众中迎合受众，这是媒体人面临的伦理困境。大家都想走出困境，但目前还看不到希望。因为媒体要在现实环境中生存，要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否则只能走向衰亡。记者赵世龙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广州已经找不到新闻理想”，那么，哪里能找到新闻理想呢？

记者的道德焦虑，也来自“无意的虚假新闻”。媒体人的崇高理想是传播真相，但出于压力，对官员腐败报道躲躲闪闪，对典型报道任意拔高，这样的情况也客观存在。社会需要英雄人物，加以报道，引导人们的行为，但狂轰滥炸式的典型报道，让典型从凡人变成“神”，反让媒体可信度弱化。

记者的道德焦虑，还来自角色冲突，也就是到底“为谁说话”。媒体也为公众说话，可是社会阶层在分化，到底是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有时候还真不好把握。哪怕是中产阶层内部，也分为很多利益群体。比如城市交通，车越来越多，路越来越窄，城市也越来越堵。电动车能不能过大桥，该不该设电动车专用道，汽车主是反对的，但电动车主也有行路权。现在媒体经常一边倒地支持汽车主，就会引起电动车主不满。类似情况，媒体到底为谁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支持一方就得罪另一方，中立一点当然更好，但和稀泥容易两头受气。

困境根源在境不在人，只要一天不走出怪圈，媒体人就一天不能摆脱道德焦虑。道德焦虑是指人永远无法消除对良知的恐惧，弗洛伊德认为，它由对来自良心的危险情境的感触引起。如果一切都是有代价的，那么媒体人的生存，既建立在辛勤劳动之上，也经受着尴尬的道德焦虑。市场是把双刃剑，在取得巨大经济进步之时，媒体和媒体人也付出了高昂的道德成本。可是，这能仅仅怪媒体吗？道德焦虑在卫生、教育等许多行业，也广泛存在着。

可是，这能完全不怪媒体吗？记者受尊敬程度的下降，来自部分记者搞有偿新闻，也来自新闻越来越娱乐化，而舆论监督却越来越淡化。马克思认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舆论监督是记者的光荣与梦想。的确，15年前，国内媒体在央视《焦点访谈》的带动下，舆论监督风行水上，鞭挞丑恶，守望社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在不知不觉中，舆论监督的主阵地，已由传统媒体转移到网络，由职业记者转移到公民记者，不少传统媒体自甘落后，沦为配角。

可是，这能仅仅怪媒体吗？法律对记者保护无力，舆论监督容易遭到打击报复，记者们不是超人“蜘蛛侠”，他们能不害怕吗？最近，国务院表示，支持媒体监督行政，这个政令的贯彻效果还有待观察。有的记者感叹，良心驱使记者主持正义，但舆论监督难的现实又逼迫他们退缩不前。这种心灵的挣扎，苦苦纠结，让媒体人有种罪人的感觉。可是，媒体人能为找到借口而心安吗？媒体人进退两难，只是苦了公信力，毁了美誉度。

媒体人的阶层焦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作为一个阶层，媒体人对自己如何定位？

一是经济地位焦虑，担忧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下降。每个人都渴求身份认同。15年前，媒体人的收入，在工薪阶层中属于中上等水平。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多少有钱人，媒体人也算高薪阶层。15年来的变化翻天覆地，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集中，通过做房炒房、入股炒股、企业改制等“资本运作”，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富人阶层。

另一方面，在工薪阶层内部，比较优势失去，媒体人的经济地位也呈下降趋势。过去5年中，许多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实现了翻番，管理层收入更是增加了好多倍，而底层媒体人的薪水却增加不多，有的甚至止步不前。

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普通记者编辑由社会中上收入阶层，跌为中等甚至中下收入阶层。

收入下降，导致人才逆向流动。过去媒体招人，高校教师、公务员应者云集。但是现在，一些媒体人流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企业，以及各类机关单位。在私募行业，甚至崛起了“财经记者派”。按出身来分，私募经理过去分为四大派系，分别是公募派、券商派、民间高手派和股评派。一群出自财经媒体的私募经理，如今开始受到业界关注。

二是社会地位焦虑，担忧社会地位下降。15年前，媒体人属于高声望阶层，介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记者数量大约只有现在的1/5还不到。以省会城市为例，只有一家市民报，而现在动辄四五家。那时，每家报社内部，记者的数量也只有现在的1/3。由于报纸变厚，过去一个记者跑的线，现在分给三四个人跑。记者数量大幅膨胀，失去了资源的稀缺性，现在记者还要“放下架子”抢新闻，竞争异常激烈。搞舆论监督又很容易遭人怨恨，很多行业对记者也是百般刁难。“无冕之王”的光环褪去，记者们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焦虑。

三是媒体内阶层焦虑，这属于微观层面，是年龄恐惧症带来的落后焦虑。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相交织，构成媒体人的个体生活环境。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记者，像中国记者这样害怕老去，35岁以后就担心出路。在发达国家，记者虽不一定像医生、教授那样越老越吃香，但35到55岁之间，往往是最好的年纪，成熟，深刻。各大媒体都把有经验的老记者当宝贝，高薪聘用，许多人干到六七十岁，是正儿八经的老记老编。而我国一些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多为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记者越老越不值钱，媒体往往重用年轻人，这在欧美国家简直不可想象，怪不得人们将记者和模特一起列入吃“青春饭”的职业。再者，在媒体内部，一个记者如果落后掉队，不能晋升到主任、老总（台长）等管理阶层，“老人”就会成为媒体包袱，收入不仅远低于同龄的主任、老总，而且低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四十来岁就成为单位的边缘人，离退休还有差不多二十年，长路难熬。

许多人为了崇高理想当记者，怀着新闻理想而来，希望自己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一些媒体特有的“工分”考核体制，是一根指挥棒，让记者“为稻粱谋”，变成“新闻民工”。“工分制”也许是一种管理热潮，但在流水线上拿计件工资，用条件反射强化“奶粉钱”意识，消解了这个行业的崇高感，以及记者编辑工作的体面和尊严。记者编辑即使感到枷锁沉重，但也已经习惯了戴着它们工作。

三大阶层焦虑联合发力，记者编辑们就像阿兰·德波顿指出的那样，担忧失去身份与地位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媒体底层人士的身份焦虑不断加剧。

结语

身份是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身份焦虑是社会压力在个人内心的映射。身份焦虑下的媒体人，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治疗身份焦虑，目前也许没有灵丹妙药，但面对焦虑所带来的迷失，我们可以认识它，审视它，减轻我们在困惑面前的无力感。受身份焦虑驱使，消极者容易寝食难安，产生极端的仇富心理，积极者则会认识到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价值，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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