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告诉你一个数据，朝阳区有新媒体从业人员约22.5万，占北京市新媒体从业人员总人数的27%。

 

你随便去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国贸、华贸、酒仙桥和各种SOHO建筑群附近逛，肯定能碰上一堆新媒体人，或蹲在楼下抽烟，或大跨步急匆匆去上班，或在做其他事。新媒体行业从公众号图文阶段演进到短视频平台霸王时代，他们随着媒介变化自我成长，90后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中流砥柱。

 

有句话说得妙，后厂村要是中国互联网的硅谷，朝阳区肯定是亚洲新媒体产业大高地。

 

没错，我告诉你一个数据，朝阳区统战部在4月公布过一个数字，朝阳区有新媒体从业人员约22.5万，占北京市新媒体从业人员总人数的27%。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北京市约有83.3万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应景，网上有段子说，随便丢一块砖，都能在朝阳区地界砸中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他们每天生产、运营各种内容，再上传到不同平台，推送给无数等着账号内容更新的消费者们。见面互相称呼媒体老师，被“你是抄的吧”轻易激怒，被“你的稿子写得真好”轻易欢喜。

 

他们把自己展现给外人时，大多光鲜亮丽，自信满满，甚至有分析把这类人群定义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我很好奇，他们会有职场危机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呢？

 

从入职到离职9个月,老板没正常发过工资。

薛登山最终还是拿到了赵权拖欠已久的所有工资。此前，薛登山从赵权的新媒体公司离职，赵权一直没发放薛登山后两个月的工资。薛登山没办法，只能向第三方维权机构提起对赵权的仲裁，调解欠薪问题。

 

赵权曾试图以公司开除薛登山的方式，解决自己被前员工提起仲裁的窘境，然后克扣薛登山在他公司工作的两个月工资。最后，赵权失败了。失败原因是赵权没有和薛登山签劳动合同，他连反向诉讼的权利都没有。

 

从2018年12月离职到拿到原本属于他的工资，经历了三个月。那三个月不是他最痛苦的时间，离职前，他更痛苦。

 

2018年3月前，薛登山在北京的一家教育公司上班，做留学业务。那里不愁生源，生意兴隆。待了一年多，薛登山觉得没奔头。很多家长只认那份工作，而不认是谁在做那份工作，平时能结识很多学生，但不认识他们的家长，并没觉得那份工作很有地位。

 

“而且能接触到一些孩子，他们是人大附中的，他爸是法官，妈是高校老师，写个名字都胆战心惊，那我就想，我即便是做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他们那种高度，后来就另寻出路了。”薛登山说。

 

2017年9月左右，一个朋友约薛登山吃饭聊到加密货币，“我恰好之前了解过，也有些兴趣，”朋友邀他入伙一家做区块链行业报道的新媒体机构。“他们已经有一个小团队了，BP也给我看了，我就说，可以搞啊。我主要做外媒翻译，把国外的一些资讯转译到国内来。”

 

好景不长，“币圈94事件”随即到来，央行联合七部委全面叫停ICO，定性ICO为非法融资行为，国内交易所也被关闭。以区块链为核心的媒体圈也发生大动荡，薛登山还没入职，那个项目就被搁置了，直到半年后，那个项目才再次被提及。

 

2018年3月，“他又找到我，说现在又准备做起来。”那位朋友还说，公司准备融资，场地也租好了，一切就绪，就差人了，“问我愿不愿意来，我说来啊。”

 

薛登山是最早入职那家区块链媒体的员工，最开始只有薛登山、赵权和赵权助理三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做活动。薛登山负责每天的早报。早上起来，把前一天晚上外网发布的区块链新闻消息整理好，转录发布到他们的公众号上，白天只要跟踪一些实时动态就行，不用写稿。

 

薛登山一直这样待到了6月份，后面陆陆续续加入了其他编辑和作者，他才开始动笔写稿。薛登山1991年生人，老家住大连，上大学时选择会计专业，在国外待过两年，英文翻译能力还不错。但在从事这份工作以前，从没写过稿子。

 

到北京之前，薛登山在家里的一家会计所做审计工作，太安分了，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次到北京出差，在东二环，“我在总部楼下等领导，看到中国银行总部之类的高楼大厦，就觉得太牛逼了，秋高气爽，想来北京工作，就来了。”

 

薛登山对北京是抱有幻想的，“我的信念就是北京能挣到钱，在家我挣不到钱。”“来北京要体验互联网嘛，找一家融资融好几个亿，烧钱烧都烧没了的公司，也挺好的。”那种带有史诗般的壮举的体验，在现实面前变得苍白乏力。

 

从2018年3月到12月，那家公司在9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拿到融资。进入公司后，从来没有正常发过工资，他得主动去找老板要。“我还问过老板有没有具体日期发工资，他说有，就没了。过了好几天我再问一遍，他才会发。”薛登山曾想，“这次不是要搞一个大公司吗？不应该正规一些吗？但没有。”

 

日常生活为工作所累。薛登山和她女朋友住在一起，每次和女朋友出去吃饭，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有时还银行信用卡，都得从女朋友那里拿钱。他很难受。

 

他女朋友偶尔还埋怨说，一天到晚上班连钱都没拿到，还上班干嘛？他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吵架女朋友都会给他压力，吵架的点都在于，薛登山觉得他老板不是一个不发工资的人，老板应该是太忙了，给忘了。但女朋友的观点是，没有这样的老板，老板是不会经常忘了给一个员工发工资的，老板就是故意不发。

 

在那家公司的9个月里，薛登山最开心的事情要在他入职两个多月后了。

 

6月，一个编辑从另外一家财经媒体跳到薛登山所在的媒体。他开始尝试写稿子，写着写着发现有人愿意看，“起码编辑的反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她就是权威，她觉得好，那我觉得就有戏，起码没有受到过文字熏陶的我，句子主谓宾是对的，能让其他人看得懂，这是个好事儿，说明可以继续干下去。”

 

到了11月，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决定12月辞职。也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月里，他才知道，一家媒体应该有主编，才知道什么叫通稿、什么叫选题会、怎么写稿子才能让读者往下看、正常的内容生产过程是什么。提出辞职的最后一个月，是他在那家区块链媒体收获最多的一个月。

 

12月离开时，“也没提工资的事儿，我就在想，我都走了，你还不结吗？但是也不结。”

 

离职后，薛登山入职的新公司都发工资了，前老板还没给他结算工资。他给前老板打过电话、发过信息询问工资的事儿，但对方一直在打太极。直到今年2月，“不想闹僵，但我受不了了”，他决定去第三方维权机构立案仲裁。调解员告诉他，如果立案，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他等不了，最终同意了另一个解决方案：调解。

 

调解那天，赵权没到场，是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去和薛登山见的面。他气得不行。好在最后拿到拖欠许久的工资。

 

不久前，薛登山在新东家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科技大V转了，他开心得不得了。“职业生涯中，我最自信的时候，就现在吧。你的成果是被人认可的，你写一篇文章是被人叫好的，他也转过，好歹也是个承认。”

 

裁员后，她被失落感“感染”

 

有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2018年12月31日，黄蕾距离从一家国内头部内容公司转正就差一周，也就是那天，早上，她去上班，忽然接到通知，自己被裁了。“刚开始我被裁还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是拿到钱了，而且不用上班。”

 

但才过几天，裁员后劲儿就侵袭到黄蕾头上了，“失落感。”

 

她是这样被这种感觉染上的。前同事会拍视频发抖音，也会在朋友圈发布关于公司的动态，被裁后，她一直在刷朋友圈和抖音，慢慢地，看到前同事发布了关于公司的动态，她才意识到，“我被裁了，我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北京，如果你太闲，会被当成是异类，即便别人不把你当成异类，你也会觉得你不应该那样闲着。这座城市太匆忙了，似乎每个人手头都有做不完的事儿，每个人都脱不开时间去和别人聚会。

 

过完年回到北京，黄蕾每天睡到快中午，起床后，刷一遍各家招聘网站平台，问一问身边的人有没有坑推荐。那段时间经济环境欠佳，互联网公司对外投放的招聘职位不多，黄蕾说，她还要和那些从滴滴出行、美团那种大公司出来的人竞争，压力特别大。

 

她看了两三天，都没投出去几个简历，这意味着她没有机会面试。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有适合的岗位出现。刚开始她还和朋友约出去玩，到后来她不敢出去和朋友见面了，别人都有工作，只有她没有，聊起天来，很不爽快，自己会变得尴尬。为了省钱，她总是自己做饭吃。

 

到了晚上就玩手机，刷抖音，一直玩到凌晨3点，“那段时间我刷抖音刷得可多了”。当时还立志做一个抖音视频博主，后来失败了。她拍了两三个视频一直没人给她点赞，也没播放量。她自己还花钱给自己拍的视频刷了一拨流量，想带动一下，万一上热门了呢？最后一点用也没有，直接放弃了。

 

每天就那样熬着。日积月累，很多空洞的焦虑变得愈加具体和显而易见，很多想法都指向了“我什么时候找到工作”这一件事情上，“我都开始信命了，我怎么可能想到裁员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完全没有想到。”

 

黄蕾大学毕业两年，最开始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创业公司做市场运营。那家公司让她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杂乱了，“如果你到一个体制完整的大公司，它不会要求你什么都会，它要你精通某一项技能。”正因为如此，她去了上一家公司，“体验了从一个初创公司到一个还算完整的公司的过程，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对接设计、技术、运营、法务、财务，不再是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团队配合才是应该做的。”

 

至今她还记得第一天去上班发生的事情。“忽然就被拉去开一个立项会，技术和设计都在说话。我一脸懵逼。就很怂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懂，作为一个公司新人，有些怯场。”

 

她在工作效率和准确度上对自己要求很高，但也犯过错。一次，他们和一个电影宣发公司有合作，他们要在电影主视觉上加上他们公司的元素，但他们是乙方，既要对内又要对外。在内部沟通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关系，导致她和一位设计师同事的关系弄得比较紧张。

 

“之后每次和美术老大沟通我就很怂。他们对接我们其实不是他们最核心的业务，还要来配合我们，工作不上心，也很正常。”黄蕾习惯从自己身上挑毛病，遇事儿，她不是甩锅侠。

 

她在上一家公司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之前只对接老板、运营、作者，现在她有了更多的尝试，工作不只是说你的业务能力，还有沟通能力、对外能力，甚至你需要一些资源。“不管你去的那家公司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其实每段经历都是有好处的。”这些都很重要。

 

解决黄蕾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找到一个新工作，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一切就好了。

 

三月初，黄蕾在boss直聘投简历时一眼看中了一家媒体集团新媒体运营的职位，之前在那家初创公司时就经常和那家媒体集团有来往，特别了解他们。投了简历没多久她就拿到了面试机会。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她看重的那个职位和她预期中的职位完全不一样。她有些迟疑。但她室友劝她，去看一看。面试过程很顺利，黄蕾的部门负责人对她很满意，只是，部门负责人刚刚负责那个部门，在组建团队和开拓业务的过程中，有很多不顺手的地方。

 

现在，黄蕾做的事情与之前又不一样了。此前，她的工种大多负责执行，现在她要先有策划，才去执行。刚开始几周她压力很大，现在正和新的项目抗争。

 

她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说，一个人的职业瓶颈大多是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管理者开始，不同角色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之前做很多事情有条有理，但现在角色定位一变，要是处理得不好，那种状态就会成为你的瓶颈。

 

在新工作里，黄蕾经常反思，“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太好，我是不是过不了试用期？”室友提到了自己的经验，新领导的要求和之前会不一样，要适应新的环境。黄蕾最后的结论是她的个人能力不够，要去磨合。

 

“我的工作经验虽然才有两年，但我已经不能再去做一个小兵小将了。”和室友聊完之后，黄蕾感觉通透了许多。

 

 

白柔写稿子特别仰仗兴趣和所在媒体的价值观。最后想了一下还是选择离开，挺累的，虽然挣得不少，成长空间很大，但没办法说服自己。每段时间都过得很辛苦，最后那段时间没办法在办公室待了，看到同事在讨论选题，自己就不开心，每天下午6点就下班走掉了。要是放在其他时间，晚上7点才走。

 

大学时，她在国内一家顶级纸媒孵化的一个新媒体实习，那家媒体给了她一个转正名额，不过不是记者，而是内容运营。“我就想着只要有工作就行，让我有一份工作，我做什么都可以。”

 

在内容运营岗服务了一年半，2018年下半年她有机会转到记者岗，开始自己着手写新闻报道。按照官方给出的界定，她属于采编人员，负责媒体内容的策划、创作、传播，如记者、编辑、推送人员等。其他三类新媒体从业人员分别是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白柔转岗后KPI压力很大，每个月要写8篇深度报道，编辑部要求他们尽量去采访很多很多人，拿很多独家的料，想要他们努力去做好，“其实还蛮难的”。如果要写一家公司，起码要认识几十号人，如果要参加一个活动，编辑部希望她加上那个公司的高管，以后在他们身上拿料。这是一件很消耗人的事情。

 

久而久之，她感到厌倦。很多事情她都会从职业视角出发，加一个人，她的第一反应是，“他这个人有什么利用价值，你能拓展他的人脉圈到哪一个地步，你跟他的交往会不会给以后你拿料做好铺垫？”

 

“我真的不想这样做。我是一个很直很率真很随性的人，东北大妞。前天有个很好玩的段子说，你拿我当朋友，我把你当私域流量。”白柔觉得这一切都太难了，公司想要的东西，她太难给到了，“它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不是外在的冲击，而是内在的压力。”

 

白柔这样比喻她的状态。有的压力是在让人爬一个坡，如果你愿意去爬那个坡，你就去，但是你越往上爬，你就越缺氧越难受。这个时候你是要成功和胜利，还是要往下折返，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她选择自由呼吸。

 

“我身边的朋友总是劝我，要慢慢来，不要太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公司里，不可能不急，因为领导比你还急。给公司提供价值，需要你快速成长。没有人愿意养闲人，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试错成本不知道是高是低，公司也不会给你一个很长的试错时间，如果你一个礼拜状态不好，你对公司来说就是一个负担。”她对那样的状态感到无奈，而这却是北京大多数新媒体公司的现状。

 

白柔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她去找主编同步自己的状态信息，主编说，她最近的状态确实很不好，没能全心投入。

 

“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全心投入？我愿意在10个小时内去处理工作，其他时间让我去做其他事情。”白柔说，“但我连其他时间都没能去做自己的事情，我连睡觉都是崩溃的。”

 

辞职前一天，她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在家睡觉，在公司写稿，在别的地方和采访对象聊天，在饭桌上和潜在的采访对象聊天。”

 

做记者几个月后，她努力和陌生人聊天，培养自己和别人聊天的能力，现在，她和任何人聊天都不惧怕，和别人聊天反而令她特别开心。白柔确实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儿，但写稿就很痛苦，和领导聊天就很痛苦。

 

今年上半年，一档乐队综艺节目很火，有一次白柔去跟访一支乐队，她特别兴奋，那天她从早上10点穿着高跟鞋站着到晚上12点，都没觉得特别辛苦。她后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能真的只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才会兴奋。

 

此前，白柔和同事去办活动，能接触到很多商业大佬，“采访各种人我完全没有兴奋点，就觉得这只是一个采访，我觉得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和你热爱这个东西，你付出的东西、完成度、喜悦程度都会差很多。”

 

她从小就喜欢看台湾偶像剧，大学还去台湾交换了半年，深受台湾文娱文化影响，她给过自己期许，长大后做娱乐领域的内容。只是到了大学她碰上了另一个观念，才有了之前的商业媒体经历。

 

大学时，很多人说做娱乐内容没有门槛，很低级，好像大家都能做，这种东西就属于小孩子，如果她自己去做的话，会被人认为还不长大，但如果去做商业经济领域的内容，别人可能就会高看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大人”。

 

但后来做得久了，发现其实不是这样。“你喜欢最重要，别管别人怎么去看。并且娱乐这个东西也可以做得很有门槛，不要流于表面。有时候你喜欢就是一种价值。这种门槛就是一种价值。”

 

8月3日，白柔已经从原单位离职了，早上5点多踏出家门奔向机场，前往西南地区一带游玩，希望能放松心情。那一刻，她没有对即将开始的旅行抱有任何憧憬，“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可她还是想去给自己放个假，去给自己的兴趣谋求一些更大的空间。

 

 

一切东西都向前走时，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过程，当一个人停滞了，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就会觉得很吃亏。

 

庞磊觉得这和北京整个大环境有关，各种因素，整个节奏很快，如果是别的行业从业者，到了周末，可能什么都不管，就跑出门去玩，“但是我们这个行业不这样，要是周末突然有一个什么新闻，还是要做。”

 

庞磊现在在一家自媒体机构主要做内容作者，偶尔做编辑。他与薛登山、黄蕾、白柔遭遇过的职场危机不同，他是我约访的几个人中看起来最轻松、对工作最得心应手的人。

 

他觉得现在做的东西多了很有成就感，“你写得很好的稿子，你写得很满意的稿子，出去后，别人也会夸你，阅读量也不错，还是来自于旁人对你的认可。”

 

生活和工作都放在了北京，他会觉得比较有压力，这个行业变动的速度、行业出产的概念更迭太快，它们出现的速度一直在刷新自己的认知。也是因为有了这种外部压力，让他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可以独立应付很多事情。一直循环的正反馈能让一个人变得积极起来，庞磊享受到了这种循环带来的心理慰藉。

 

大学毕业跑来北京工作，在一家媒体机构一待就是三年，最大的迷茫期有三个。2016年最开始跑音乐领域的选题，后来发现这个领域太传统了，没啥可写的；2017年知识付费火了，他一边写音乐领域，一边写知识付费，没过多久，这个领域又不火了；到了2018年，他盯上了短视频这个赛道，开始在这里大施拳脚。

 

跟着领域做选题对一个内容作者来说很被动，得看天吃饭，领域变动大，选题就多，领域变动小，选题就少。庞磊后来反思，他应该主动出击，自己去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去做一些选题。像他这样的想法和执行力，一般出现在一个人进入这个行业一两年后才能拥有，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你得拥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公司资源和行业资源，才能去支配资源。

 

张楚在一家新媒体机构任职，负责第一轮面试。他们公司的招聘启事上写着内容作者必须两年以上经验，但他收到的大多简历都写着应届毕业生，连工作一年的人都很少。

 

“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一年，基本上已经算是老人了，大家换工作的频率其实很高，如果你能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待上两三年，你起码得是管理层了。”张楚最开始招人会放松工作限制，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吃亏，“培养成本确实有点高，而且你得等那个人的心智、业务能力、思辨能力都成长起来，那已经过去半年了。如果半年后他不想在这儿待了咋办？”

 

这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因素，招人成了很多新媒体机构管理层头疼的事儿，找不到合适的，合适的可能看不上你这儿。但也有一个好处，每一个人的成长速度都非常快。张楚说，在北京半年接受的事物变化和信息密度，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起码一年，有一种“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错觉。

 

大多数北漂都在压缩式成长，也是因为这种状态，让他们暂时不敢去触碰一切东西，比如爱情。一家直播平台的运营主管告诉我，有一次去团建，她两个女同事在同一天分手了，原因都是工作太忙，谁都顾不上谁。

 

过于理性的工作机制，让他们变得太过独立，失去了对爱情的兴奋感，有人这样分享了自己关于婚姻的思考：“现在工作越久，越来越感觉对女人没兴趣，每天加班写代码就好了，我要不要离婚呢？感觉一个人也挺好。”有些都市人也有过这样的分享：单身久了之后真的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觉得好像谁都可以，又好像谁都不行，真的是因为单身太久了，你的眼光变高了，你会不停反思恋爱中犯过的错误，也会不停的思考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真的单身非常久，然后再谈恋爱的话，那真的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有些人一直在培养自己“爱人的能力”，爱别人，也爱自己。他们看电影会哭、看综艺会笑、自己做饭吃会满足、去逛菜市场会幸福、在健身房里会兴奋……在一些细微之处了解自己。

 

北京媒体圈不算大，只要不离开这个圈子，很多人都在互相认识的媒体机构流动，抬头不见低头见。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去面对前同事或者前东家，到后来也就觉得无所谓了。有一种说法是，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过程，它是这个职场社会运转体系里的一个环节，没必要上升到谁欠谁的境地。

 

但也有离职撕破脸的，薛登山的一个前同事，和赵权要工资没要到，在社交媒体公布了欠薪信息，闹得很僵。通常来说，一家自媒体机构有员工离职，原因通常有四个：钱给的不到位、一起工作的同事是个傻子、你不喜欢那份工作、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无意义。

 

年轻人处于职业上升期，大多可以忍受“钱给的不到位”，用爱发电，只要身边有优秀的共事者与他一同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且他们都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年轻人们一般都能够容忍当前处境。

 

“我曾在一家我很喜欢的公司做实习生，有转正机会，工作内容我也很喜欢，但我妈觉得在北京一个月拿2000块太扯淡，就让我从那家公司离开了。”孙冉现在在找一份内容作者的工作，但找了很多家都没找到。

 

“我太喜欢换工作了吧，2017年毕业至今，我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了。”三个月前，她从一家内容公司离职，去了一家报社做实习生，两个月后，她就走了，“就想去那里学学传统媒体那套内容生产流程”。

 

在刚刚结束的一次面试中，她没能进入二面，原因和她此前频繁换工作有关，也和她的欲望有关。在第一轮面试过程中，面试官问她想要什么，她想了一会儿，她没能答上来，她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确实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涉及到的公司也做了模糊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