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院系的毕业生都去了哪儿?一场理想和现实的博弈
文丨齐雅文 来源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步伐的加快,传统媒体在组织架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闻从业人员的岗位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又到一年毕业季,这一年,新闻院系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都去了哪里?他们的就业选择更倾向于哪种类型?为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毕业生、学校和媒体单位等不同角度找寻着答案。
学校:专业匹配度较高,以大城市为主
从多所新闻院校方面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毕业生还在陆续确定工作单位,今年的就业统计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一般要在10月底才开始统计就业数据。不过从去年的数据中,也可发现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负责人透露,在新闻传播学部2017届毕业生中,参加工作的约为68%,继续求学的约为22%。从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来看,新闻传播学部2017届毕业生从事与传媒类及相关行业或企业的人数占79.2%。
传媒类及相关专业的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图书音像出版、动漫或游戏、内容制作、网络和新媒体、商业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及娱乐、传媒技术研发和其他媒体相关单位的都有涉及。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数据中显示,选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人数最多,像中央电视台、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广播电视台等都是学生入职单位。在研究生毕业生中,则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人数最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人数仅次于教育行业。
同时,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相对就业质量高、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性较强,留在大城市的人较多。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也不会有太大波动。
谈及北京联合大学的2017届毕业生就业数据时,其新闻系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的就业选择和专业符合度较高,达到85%以上,今年的数据和去年不会相差太多,应该会保持一个稳定的趋势,大多数还是与新闻相关专业的职位较多。
今年,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届毕业生共276人,其中新闻学100人,广播电视学45人,编辑出版学41人,广告学49人,播音与主持艺术41人。经统计,截至今年7月,新闻传播学院共255人就业(包括升学54人,升学率为19.6%),就业率为92.4%,其中,新闻学95人,就业率为95%;广播电视学42人,就业率为93.3%;编辑出版学37人,就业率为90.2%;广告学43人,就业率为87.8%;播音与主持艺术38人,就业率为92.7%。
从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了解到,毕业生的从业方向大多以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为主,就业城市大多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主,就业类型较为多元化。
毕业生:首选新闻相关专业,注重后续发展
北京联合大学2018届几位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表示,班里有不少同学转行,毕业后并没有选择媒体行业,但也有人依然坚定地选择媒体行业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
今年毕业的欧阳璐找到的工作是在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视听中心做编辑,她表示,当初就是想找关于后期编辑类的工作,这份工作还是比较符合自己期望的。求职单位会提出在专业技能上的一些要求,她说,自己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是觉得其发展前景比较好。
吴悦同样作为今年的毕业生,现在一家新媒体单位做采编工作,主要是以电视剧和综艺性的评论写作和报道为主。她说,自己最初是想找有关电视台编导、现场导播的工作,但是这种职位比较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新人没有市场,便没有再继续关注此类职位。
自己确定下现在的这份工作,吴悦考虑到性价比较高,薪资较为可观,再加上媒体这个行业比较注重人脉的发展,像优酷、爱奇艺、腾讯的人都可以认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葛元最初想找有关时尚方面的工作,比如时尚编辑,但最后自己找了一家名叫如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做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他透露,尽管不是媒体单位,但是对于新媒体岗位,也提出了写作技能、Photoshop和Premiere等软件技能的要求。
他说,结果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是依然遇见了自己所接触的不一样的世界。葛元认为,自己没有找到十分理想工作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的学历和专业方面稍逊一筹,他接下来还打算边工作边考研,然后再继续寻找相关的媒体方面工作。
媒体: 专业限制不大,看重综合能力
媒体作为用人单位,在对于人才的选择上又有怎样的侧重和选择?不少媒体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经济参考报社采访中心主任李佳鹏就表示,从学历上看,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表现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但名校和非名校学生之间的表现差异很大,名校学生在实践中的工作表现会更好一些。
从专业上看,新闻专业和非新闻专业的学生差距并不明显,尤其是财经新闻报道涉及大量专业内容,导致新闻专业学生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优势。但总体来说,文科背景出来的学生表现要好于理科背景出来的学生。李佳鹏表示,用人单位方面最看重的还是从业者自身的综合素质,工作的主动性和态度最为重要,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外向而稳重、勤奋而谦虚的新人。
某在京中央新闻网站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今年也招聘应届生,但并不都是新闻或中文专业,也有小语种、技术等其他专业。该负责人表示,网站方面希望得到敬业、有较强内驱力和有良好团队协作能力的人才。
《济南时报》总编办主任邵显亭表示,目前所招的新员工并没有硬性专业限制,近年来为了适应媒体融合转型趋势,像视频剪辑、数字媒体艺术、播音主持和摄影摄像等专业均有招收。对新员工更看重个人素质,以及业务学习、环境适应和思维创新等综合能力。
在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用人单位更需要具有专业理论素养和扎实业务功底的新闻人才,更需要掌握新媒体技术与新媒体理念,善于跨界的复合型“全媒体人才”。
新媒体正为调查报道提供出路
文丨刘泽宁 来源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6月11日凌晨,《新京报》在《调查》版再次推出暗访调查:《棋牌涉赌APP调查:层层返利发展赌客》,同题调查视频也于全网推送。随后,北京、山西警方联动介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年来,这只是《新京报》调查组众多暗访调查中的一角。从此前的《天通苑地铁站收保护费》《平谷金海湖金矿盗采》《独流镇调料造假十四年》到今年的《河间假驴肉火烧》《牛皮边角料熬成太太阿胶糕》等调查都出自《新京报》调查组。而在实践中也愈发感受到,新媒体正为调查性报道的未来提供出路。
《新京报》调查组媒体融合做得比较早,从2015年4月做“平谷盗金”的选题起,已经开始用视频化的方式去呈现调查所获得的基本事实。网络媒体与新的技术手段正在重构新闻信息的传播生态,但这并不会改变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根本需求。公众对具有专业能力、专业操守的调查报道会愈发需要。
今天做调查记者比以往更难
对调查报道的未来,《新京报》一直持乐观态度,尽自己所能一点点去做,而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意义。
《新京报》调查组项目制运作已3年有余。这个团队目前保持6+2的建制,即6名记者、1名统筹编辑、1名栏目主编。把编辑放到一线,所有选题都以项目制完成,交给合适的记者、编辑封闭式操作。选题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对公众利益的影响。
近两年也有一些调查记者在离开媒体多年后又重返媒体行业。《新京报》最近也在迎来这样的一些媒体人回归。比如早年离开《新京报》的摄影记者在海外求学两年后回国,选择回归《新京报》,在视频领域做调查纪录片很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在新闻行业的剧烈动荡中,今天做记者比以往更难,暗访调查模式尤其如此。
一个事实是:现在做深度调查报道,对于媒体机构和媒体从业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为了公众利益,为了揭露黑暗,记者以最真实的视角潜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展示被报道对象所从事的不法行为。这就像黑幕下装了一个摄像头,记者就是这个摄像头,不带感情地进去,又必须“看见”,因为只有你看见了,这个黑幕才会暴露出来,才能让更多人免于其害。
《新京报》调查报道团队在每个选题实施之前,派哪个记者去都需要反复考量,会根据记者的外形、气质、举止,跟所探访的场景有个大致的匹配。随后记者要做一些伪装,跟其将要暗访的职业或者产业吻合,才能降低一个陌生人突然侵入一个完整的、操作成熟的、被黑暗掩盖的体系可能产生的违和度,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比如在《平谷金海湖金矿盗采》中,记者伪装成一个富二代投资人,一口潮汕口音,出手阔绰,这种身份设置会让采访对象放松警惕;再比如《天通苑地铁站收保护费》的报道,记者本来年轻白净、衣着整洁,为了暗访,其置办了一个小贩的全套行头进行伪装。因长得太白,记者一个星期没有剃胡子,常常出门暗访前抓把烟灰抹在脸上,修饰出邋遢状。当他以伪装后的形象出现在天通苑的场景中时,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进行怀疑,随后的调查也变得顺理成章。
危险的地方需要真相
每一次暗访调查,记者们都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的卧底身份被揭穿,后果有多严重。
很多黑产业链每天都能赚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记者报道后,对方会被抓捕,财产损失、性命攸关。很多被采访对象警惕性很高,整个过程中会不停地甄别记者的身份。
去年12月,《新京报》调查组最年轻的一名调查记者被安排卧底燕郊传销组织,和传销人员朝夕相处6天,并接触到了掌控数百名传销者的组织头目。
清空手机里所有信息、把几个同事电话备注为“老爸、老妈、老哥……”所有被怀疑身份的细节,都要有所准备。
卧底的几天,记者几乎每天做噩梦,因担心说梦话暴露身份,夜里基本不敢睡实。直至第六天,采访成功,记者准备“出逃”。“出逃”的那天清晨,记者将跟随自己两年的行李箱收拾妥当后,又在30秒内决定将它放下。行李箱目标太大,带着它“逃跑”很容易被发现,只能舍弃。
记者从18楼跑到1楼,只用了3分钟。回来后,他说,那3分钟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再也不要回去”。
对于这份职业的危险性,调查组的女调查记者表示自己早已不会跟父母说太多。他们为我骄傲,但同样也很害怕。他们明白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女记者卧底郊区洗衣厂两周后,双手被火碱腐蚀到蜕皮。
为了报道团队的安全,《新京报》会尽可能地去保护记者。比如,确定暗访选题后,只有小范围的采编团队知道,以防选题外泄,给正在暗访的记者带来麻烦。记者在出发前、卧底结束后,部门的主编是全程掌握的。一些危险的暗访中,后方还会与记者用藏头诗暗号保持联络。
很多时候,调查报道会触及对方利益,为防止对方反扑,每次发稿的时候,都不会把掌握的信息全部披露出去。记者如果获得了十分的材料,在调查稿件中只会展现出七分甚至更少,剩下的材料就是用来防止反扑的。客观来说,留下这么一手,也会让报道内容、记者、报社都更加安全。
换种形式做严肃新闻
《新京报》调查组和《新京报》视频品牌栏目《动新闻》固定合作调查短视频,每出一篇调查稿的同时也会推出一个视频,现在已经成为调查报道的标配产品。在传播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独大观念,将原创新闻内容在视频、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传播,效果明显。常常一个调查视频的点击量就能过千万、单篇调查稿件在微博创造的阅读量纪录达到3000万。
来自《新京报》调查组2017年的数据显示,调查组去年刊发调查报道56篇,同步标配66条调查视频,总点击量超过2亿。其中,有40多条点击量都在百万以上,单篇最高的《天津独流镇假调料调查》点击量达2024万。
相较于事后剪辑短视频呈现,目前,调查报道也在尝试融入直播。但整体直播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是考虑到记者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信息泄露后有时干扰到后续调查。但当新闻现场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或场景,记者要还原场景、事实的时候仍会尝试直播。
去年,《新京报》做《天津静海传销少年之死调查》,后续警方及工商部门查处传销,用的就是图文直播形式。查处现场、传销人员讲述都通过现场直播方式带给读者。这种瞬时的代入感,是文字无法做到的。
其实,无论技术、平台如何进步,专业调查报道的基本要求不会变,《新京报》会一直努力、调整、深入探索,通过更多深入性的调查报道让受众多维度享有了解真相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