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田宏明

摘要：退出管理在媒体全过程管理中不可或缺，加强舆论阵地管理必须充分重视这一环节。出台媒体退出管理的专门规章，建立合理、有序、必要的退出补偿与善后制度，是构建健康、有序现代传播体系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来，传媒业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哪里有媒体退出都会掀起不小的波澜，如东方早报、京华时报宣布停刊等。“狼来了”“报业要亡了”的惊呼声此起彼伏；媒体人特别是传统媒体人被悲观、恐慌的情绪笼罩着。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全面、正确认识媒体退出这一媒体现象。

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构建健康、有序的媒体传播格局。在此背景下，媒体退出、怎么退出、退出了如何善后等问题是绕不开、避不了的。所以，应辩证看待媒体退出的影响与意义，进一步完善我国媒体退出机制。

媒体退出是指媒体机构停止运行或媒体原有形态终结等与媒体创办、生存、发展相对、相反的一种媒体现象，如报纸停办停刊、电台电视台关门、网站倒闭等。理论上，媒体有创办就必有退出。人类传播史就是在媒体创办与退出、生与死的交替中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因此，媒体退出和媒体的“生”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就个体而言，媒体退出对媒体自身的影响似乎主要是消极、负面的，比如会导致员工失业、平台丢失、事业中断等一系列问题。就媒体宏观的业态、大的场域而言，媒体退出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它会对同类媒体及其从业者带来心理冲击，致使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蔓延。但总体上，从媒体生态改善和媒体融合发展的角度看，媒体退出的意义则主要是积极、正向的。

退出是媒体生态的自我调节与优化

第一，媒体竞争，优胜劣汰。羸弱媒体关停出局使得整个媒体阵营身强体壮，传媒业整体实力提升。媒体圈如同大千世界，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其中不讲伦理违背公德、违法胡来的不良媒体无疑是毒瘤。这样的“恶”媒多了，媒体生态就成为了病态。关停“恶”媒是摘瘤，是媒体生态的净化，有利于整个媒体圈肌体健康。

第二，同质化媒体过多，本质上是媒体供给侧结构畸形。这种畸形结构会导致媒体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媒体生态无序混乱。在恶性竞争中，媒体很容易“剑走偏锋”，出招狠毒，如新闻寻租、敲竹杠等，以致沦为“恶”媒。不良媒体往往非其所愿，乃畸形结构使然。部分同质化媒体退出“消肿”，实质是实现媒体供给侧结构良序均衡。

第三，形态落后的媒体“剪枝”保证媒体生态始终正向演替。按生态学的原理，在媒体生态动态发展过程中，不同媒体群落角逐、融合乃至某个群落被取代，直至达到新的稳定阶段，是媒体“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

媒体生态演替存在两种可能性：更加有序化或更加无序化。前者是有利于媒体及其环境因子的正向运动；后者是指由于生态间的输入、输出而减少系统结构有序性，导致媒体生态病态化。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有些像企业重组，总存在谁重组谁、谁被谁重组的问题。传播革命背景下的媒体融合大方向只能是新兴媒体融合传统媒体，而不是相反。

在传播革命带来的传统媒体“寒冬”里，传统媒体关停相对集中、频繁，一定意义上是弱化甚至淘汰相对落后的媒体产能，保证媒体生态间的输入、输出始终满足正向演替的要求。如通常意义上的“小报小刊”的退出，间接壮大了主流舆论阵地。这和直接扶持主流媒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退出是媒体融合的一种实现方式

媒体融合的最终形态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也就是双方优势互补、一体发展。以笔者之见，在某种意义上媒体退出本身也是媒体融合的一种路径和实现方式。

很多人会问，媒体都退出了，都不在了，还怎么融合呢？不能这样机械性地理解。就媒体个体而言，纸质形态不在了，但支撑报纸运行的内在要素并未随之而亡，其经济基础、人才及新闻生产能力、采访权、受众群体及其它社会资源、信誉声誉等依托新的载体延续和发展着。

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取代和被取代关系，而是有着传统纸媒和移动新媒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澎湃身上，一定程度实现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从这个角度，东方早报变身为澎湃新闻,正是媒体融合的一种路径。

从宏观层面，媒体融合更是不同传播介质的媒介特性的融合。这倒不在于不同媒体个体的一体化，而在于不同类的媒介特性的“扬弃”与统一，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良特性的强强聚合，也是对各自不良特性的舍弃与剥离。这个过程，不是物理变化，而是化学反应。

例如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特性，有封闭与保守的缺点，又因为“守门”而具有对事实真实性的把关和价值坚守等优点；而互联网新媒体的非线性传播，有快捷、开放、互动、平等、多元等优点，又因“守门”失灵而信息混杂、真假难辨。媒体融合最终是不同媒介特性的取长补短，融为一体。

从当前媒体融合的实践来看，新旧媒介的特性相融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呈现，如传统媒体更加注重和读者、听众、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新媒体则注重信息内容把关。由此可见，有些媒体虽然关停了，但其优良的媒介“类”特性仍会得到传承与发扬。这也是媒体融合，至少是对媒体融合的贡献。

所以，对当下一些媒体关停产生恐慌，其实是有些反应过激。随着媒体融合发展，部分媒体尤其是过剩、落后产能出局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媒体退出不是简单粗暴的，不是一关了事，而是其优良媒介特性和优良资源向新载体的转移与传承。

 

退出是媒体阵地管理的重要环节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新闻媒体作为主要的舆论阵地，是“阵地管理”的重要内容。那么，媒体管理包括哪些环节呢？

媒体管理应是一个涵盖从生到死的“两点一线”的有机整体，即准入管理、过程管理和退出管理。这是三个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环节。

实践中，一些人在认识上有误区，以为只要在许可、准入环节把好关，再做好日常的过程监管，媒体退出就会较少发生，因而相比前两个环节，媒体退出管理不那么重要，不必花太多的精力。这是一种糊涂有害的认识。

对媒体个体而言，准入管理、过程监管和退出管理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从整个传媒体系和媒介场域来看，三个环节却总是处在动态的协同当中，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媒体管理的全过程产生影响，如媒体退出会反过来对尚存媒体形成威慑，反作用于准入管理和过程监管。

再说，媒体生态始终是动态变化的，不是哪一个环节做好了就能一劳永逸。因此，媒体管理必须三个环节齐备，这样媒体管理的体系才是完整的。

 

完善退出机制，引导媒体退出趋利避害

应该说，目前我国媒体管理这三个环节上都还有改善空间，尤其是媒体退出管理方面更有加强和完善的必要。

我国媒体退出管理很长时间多针对报刊，主要依据现行报刊出版管理规定，存在一定“重许可轻退出”倾向，操作中往往“一事一议”，而且大多带有行政处罚性质（如中国特产报等），缺乏健全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常态机制。对此，学界业界诟病不少，呼吁甚多。

完善媒体退出机制的呼声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这当然不是说媒体退出管理完全缺位，而是说相比准入和过程管理，退出管理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我国媒体退出机制，并利用这一机制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首先，要出台相应的专门规章。既然媒体管理的三个环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就要在已有的规定、条例、规章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有关媒体退出管理的专门规章，明确媒体退出的标准、程序等，使我国媒体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日趋成熟、完善。有了专门的媒体退出管理规定，就能较好地改变过去“重许可轻退出”倾向，克服“一事一议”的弊端，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媒体退出机制。

其次，要充分发挥市场杠杆的调节作用。媒体竞争优胜劣汰是媒体退出的典型形态。在媒体退出管理的实践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媒体市场有其特殊性，笔者不赞成照搬一般企业管理模式，也反对“克隆”西方国家媒体退出机制。

我们既不能管理缺位，完全听任媒体在市场自生自灭；也不能不尊重传媒市场规律，以行政代替市场。我们必须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要用好管理这只“有形之手”，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各显其能，相得益彰。

最后，建立媒体合理退出的补偿、善后制度。媒体退出管理的专门规章中，要有对媒体退出标准、程序的科学规定，还必须有媒体合理、有序、必要退出的补偿、善后（如人员安置等）等制度安排。

除了媒体因自身严重问题受处罚退出外，还有很多媒体退出是结构调整或其他原因（如政策需要等）造成的。这种退出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贡献与“牺牲”。对这些必要、合理、有序的媒体退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采取人员安置等善后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能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这是完善我国媒体退出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之，通过完善媒体退出机制，引导、安排部分羸弱的、同质化严重的、形态相对落后的、非主流的媒体合理、有序退出，有利于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构建健康、良序、均衡的媒体传播格局。这样，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就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