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喜欢阅读小说的读者会对悬疑类作品感兴趣。这类通俗文学情节曲折、悬念迭生，里面既有善恶交锋，也有美丑对比，更有高智商对手间你来我往的颉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体验到一般小说给予不了的与作品中的角色斗智斗勇的快感——一旦故事结局如你所料，自然能获得一份智商上的优越感；要是结局出人意料，读者也能通过复盘推理过程，对自己按图索骥的细节进行重审，从而提升剖析事件、思辨问题的能力。此外，悬疑小说又往往和推理、侦破、犯罪、恐怖等关键词相连，能触及人性深邃、隐秘之处……

然而，由于中国历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古而今主流文学相对更提倡那些推崇“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作品。加之具有悬疑色彩的小说多少夹杂着屠戮杀伐等较为负面暗黑的元素，自然很难进入正统文学的场域。不过，悬疑文学在中国也并非全无露头的端倪。它们最早是以罪案故事的形式出现的，还拥有一个专有名词：公案小说。著名的有《狄公案》《包公案》和《施公案》。这些作品尽管引人入胜，但尚不具备像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作品中“解谜”式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基本上，公案小说遵循的是单一套路：清官良吏根据案件线索，寻找真相，最后破解谜团。诞生于晚清时期，荷兰籍作家高罗佩笔下的《大唐狄公案》则是更接近现代意义侦探悬疑的精彩作品，可惜仍未脱离“断案折狱”的窠臼。相形之下，同一时期的国外优秀悬疑推理小说家们，纷纷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先后开创了“孤岛杀人”“密室杀人”“童谣杀人”等模式，并建立起“本格派”“社会派”等推理流派。

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悬疑推理界，从昭和时代的江户川乱步到松本清张、横沟正史、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以及风靡中国的东野圭吾……且像连城三纪彦这样的悬疑作家，其作品富有相当高韬雅致的文学魅力。有些篇章的文辞之佳甚至和获得芥川奖的纯文学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可能不少读者会认为：悬疑推理么，设计出精巧绝伦的诡计才是关键，至于文笔啊、情怀啊，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有最好，没有也无妨。这种观念流行极广，中外皆然，实为一憾。其实稍加观察就能发现：优秀的悬疑作品，没有一部是文辞粗疏之作，其内蕴的主题也离不开人本关怀和人性追索。

国内悬疑小说曾一度式微，这是一个相对断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等广为读者喜欢的作品。但不可否认，它们大都是循着国外的探案经典在亦步亦趋。如“霍桑”这个形象，明显是“福尔摩斯”的翻版，“鲁平”则是仿着法国绅士大盗亚森罗平创作而来。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反特文学兴起，纯粹的悬疑推理基本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才重新开始这方面的创作。在笔者印象中，流行于1990年代的“警察普克系列”倒是具有原创价值的心理悬疑佳作。《迷离之花》《如影随形》《当局者迷》等，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对人性也有深度挖掘，在当时可说是更新了悬疑爱好者们的阅读经验。从本世纪初开始，周浩晖的“刑警罗飞系列”、雷米的“心理罪”系列，还有宁波作家紫金陈的《无证之罪》《坏小孩》等具有相当质量的国产悬疑推理小说纷纷出现。诚然这些作品还未褪尽模仿国外名作的痕迹，情节安排上不是无懈可击，但起码，新一代小说家们的积极尝试，让国产悬疑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之中。

当下市面上的一些本土悬疑作品，总喜欢在书封上标以“中国的东野圭吾”“中国的《白夜行》”等稍嫌夸张的广告语。作为一种市场营销手段，或无可厚非，可如果老调频弹，便显出我们的自卑心理了。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文化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方面的作品，确实在数量、质量上与那些有着悠久悬疑文学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更需大家笔耕不辍，迎头赶上，令中国悬疑小说的步伐走得更加坚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