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宣告解放，时任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着手治理这座当年远东最大的城市时，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是，百废待兴之际，不法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市场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稳定？陈毅将上海滩几位工商界人士请到了办公室“聊天”，探寻申城经济固本复元之药方，座上宾里有位银行家，正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项叔翔。

项叔翔当夜起草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着力推进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建设性措施，另一份是将上海银行、钱庄、信托三家公会改组成统一的同业公会的意见书。很快，得到了军事管理委员会金融处的首肯，并由他牵头联络三家公会，于1949年12月28日组建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项叔项（左）与黄炎培（中）、陈叔通（右）合影

项叔翔掌管的浙江兴业银行，民国时期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称为“南三行”，三家银行互相支持，互兼董监，以上海为中心，雄踞富庶的江南地区拓展业务。项叔翔除了秉承“振兴实业”的办行宗旨，调度资金扶持民族工商业，还积极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爱国文化人士提供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出版家徐伯昕冒险辗转来到上海，创办通惠印书馆，以出版为掩护，聚集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进步文化人，项叔翔不仅予以资金支持，还慨然出任印书馆的常务董事。当进步报刊《文汇报》等经营遭遇困境入不敷出时，他签批发放贷款鼎力相助，联动熟识的银行、企业出资刊登广告，并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支付广告费，使这些与地下党互动密切的媒体得以生存和壮大。

浙江兴业银行礼券存单

项叔翔之所以精进不休，朝气蓬勃，具备政治头脑，同他的“朋友圈”休戚相关。在美国求学时，他与经济学家、共产党员冀朝鼎结为莫逆之交，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络；他对爱国民主人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陈叔通十分敬重，从前辈的言谈举止中汲取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贵品格；他的至爱亲朋中，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有的在新四军任职，他们的进步思想与高风亮节，同那些他经常打交道的国民政府官员有着天壤之别。项叔翔在地下党同志的引导下，利用银行大老板的特殊地位，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高层，获取时局信息，又与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茶话会、家庭宴会等形式，交流解放战争的最新动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解囊资助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

浙江兴业银行工会欢迎解放军进入上海

上海迎来黎明曙光的前夜，国民政府加紧搜刮、封锁和破坏，大量抽逃资金，项叔翔团结金融界人士，全力配合地下党保全上海金融业“家当”。在解放军占领上海之际，面临交通瘫痪、邮电阻障、外埠分行与总行“失联”的困境，项叔翔召开员工代表大会，激励职员爱国爱行，坚守岗位，保护银行财产。硝烟散尽，浙江兴业银行居然毫发无损，在金融圈内屈指可数。

满怀信心和希望，项叔翔和留驻黄浦江畔的银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他率先邀请政府委派公股董事参加银行的经营管理，之后又带头申请加盟公私合营银行，为上海私营银行、钱庄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样板。1952年11月，项叔翔作为沪上银行家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金融业会议，在陈叔通的引荐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项叔翔亲切握手，称其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黄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