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几年前的苹果三星专利案吗?三星被要求向苹果赔偿5.48亿美元，理由是三星在设计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时抄袭了iPhone的元素。

　　三星提出上诉，案子提交到最高法院的同时，苹果提交了一份支持其设计知识产权的友好意见书，希望能以此说服法官。这份意见书的署名人中有一个大人物：电子产品企业博朗公司(Braun)的前设计总监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苹果曾经很不要脸地模仿博朗最成功的几款产品，并大获成功。

　　没错，苹果剽窃过的人被苹果请了回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不该相互剽窃。

　　(迪特·拉姆斯)

　　这个槽点没能逃过五星设计(Pentagram)合伙人、以”设计观察家“自居的迈克尔·贝鲁特的眼睛。他在近期的“设计观察(Design Observer)”播客中说道：

　　“很讽刺的一点是，苹果推出iPhone的时候，我觉得iPhone很漂亮，但不是原创的，因为它让我想到了某样东西。这么想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让我想到了迪特•拉姆斯几十年前设计的博朗ET66计算器。iPhone和这款计算器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圆角。对比一下博朗计算器和iPhone的最初版本就会发现，苹果显然是想将这种现代主义设计体现在iPhone上。”

　　( 博朗 ET66和iPhone手机上的计算器界面)

　　苹果至少是借鉴了博朗的设计。现在，历史有趣地重演了。贝鲁特很好奇，如果博朗当年对待苹果的态度像苹果今天对待三星一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博朗当年玩真的话，他们肯定会站出来，将苹果告得屁滚尿流，因为苹果抄袭了他们的圆角。他们没有这样做，然而，我们现在却看到博朗的产品设计师站出来为苹果说话，当年正是苹果抄袭了他的设计啊!”

　　苹果之前找过贝鲁特，希望他在那封友好意见书上签名。但贝鲁特拒绝了。他小心翼翼地说，他的决定并非来自于彻夜的反思。他认为圆角和苹果商标等得到了法院认可的专利并非苹果原创。

　　“也许因为我是个平面设计师吧。不过，万一我真的有偏见，这种偏见并非是为了让每一项发明都独一无二，而是为了说明，影响力是让设计前行的动力。我相信，每一个创新既是独特的，又是一系列其它创新的起点。有些创新可能来自模仿，但也有些创新可能会从别的创新中得到灵感，并将其提升到新的层次。”

　　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关于灵感和抄袭的说法尽是些陈词滥调，但贝鲁特是靠创造力吃饭的，山寨货他见得多了。

　　“如果有人剽窃我的作品，我并不会觉得很生气，相反，我会觉得很好玩。我会说：“哎呀，我的作品被你发现了!谢谢你模仿我的作品啊!”我的设计作品中，几乎所有都和传统思想沾边。我要么遵循了传统，要么颠覆了传统，要么蜻蜓点水似的碰一下传统，不然我无法通过作品传递我的思想。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设计周围盖一圈密不透风的墙，进步就不太可能出现了。”

　　对老一派来说，贝鲁特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了。“好的艺术家都会抄，伟大的艺术家都会偷。”讽刺的是，乔布斯很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透过这句话，我们还能隐约看到牛顿那句自谦的名言：“我若能看得更远，皆因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博朗T1000收音机和Mac Pro)

　　大多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都是基于想法和灵感的共享。包豪斯运动(Bauhaus)可能是这些运动中影响最深远的，它诞生于包豪斯学校(the Bauhausschool)，而没有诞生于企业重重保护下的知识产权。导师制、民主式合作，甚至模仿，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包豪斯运动决定了形式应该跟随功能，这种思想还可能将好的设计民主化，让好的设计不再高不可攀。不管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精简风作品，还是iPod极其人性化的操作界面，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现代主义的好，好在它可以被复制。”

　　(博朗T3收音机和iPod)

　　苹果认为，这些相同的想法中，很多都属于现代主义。很多人都认为，苹果从iPod以来最成功的产品都是基于上世纪60年代博朗公司的标志性产品。然而，一旦竞争对手借鉴苹果的产品设计，苹果就是另一种态度了，连从拉姆斯的产品中学到的设计细节都要归为己有。

　　在这个层面上，贝鲁特是对的。拉姆斯居然在苹果的友好意见书上签了名，还签在了第二位，实在是槽点满满。苹果的产品也许就是从包豪斯的传统中直接拿来的，但是，苹果公司稍微改了改，就说这些都是自己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