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时候，张文主要知道20多岁的人在想什么。他不想创意只是“咬着袜子上街”似的东施效颦，也不想放下手中的铅笔变成电脑的奴隶，却让想象力一天天退步。撑着艺术家的范儿挑逗社会，早已不是他要的风光。

文/《广告导报》记者　翟田雪

“或许我们不一定会再见面，那今天就说点有用的吧。”张文主落座后利落的开场。

T恤、牛仔、黑框眼镜、左手的戒指、一串佛珠，他简单的让人一目了然。尽管在大陆生活了十几年，他身上依旧脱不了台湾的文艺气息。

90年代初，张文主画过漫画，也曾追随台湾著名布袋戏艺师李天禄的儿子做传承，直到现在，他眉宇间还似能流露出戏剧的痕迹，会让人突然忘了他的真实身份。

前几年，他一直在研究诸如耳机之类的电子产品，他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台上了年纪的索尼随身听，而堆叠在旁边的就是周杰伦的专辑。“台版，多了一首《嘻哈空姐》哦！”他大方的拿起来炫耀。他不是老古董，只是每几年都会钻研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一坚持就是几年，周杰伦他追随了10年，他只唱他的歌。

他自恃有失业恐惧症，能挤出来的时间，通通给了工作。能在下班后接到客户的邮件不破口大骂，能像第一天上班一样复印一份文件，他说，做人要当最后一天做，做事要当第一天做。他希望30年后，还能用同样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工作。

“我的创意在家人眼里，那就是我啊，他们丝毫不会觉得我有特殊之处。”他耸耸肩，摊开手笑出声来，坦言自己的逻辑道理在家人身上并不受用。一双儿女，张文主工作之外的最大成就，让他摆不出创意家的任何架子。

原来广告可以这样玩

架着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漫画家。

入行前，张文主是台湾第一个漫画社的创始人，虽不是美术专业出身，却跟随一帮美术圈的朋友到处写生。原本以为会一直走这条路的他，在1989年却来了个不小的转折。

突然谈起在台湾李奥贝纳的日子，他亢奋的表情溢于言表，那是张文主第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他的起点比我们想象的要高许多。

画惯了漫画，对画脚本自然不会陌生，但如何让手中的笔讲故事，却并非那么容易。以至于到今天，张文主依然感激画漫画的功夫给了他很多镜头感，是电脑所不能比拟的。

“我从来不知道事业是可以这样做的。”张文主的眼里闪动着波澜，他的激情显然还没有落幕。

时常被创意总监拉进K歌房，也时常成为办公室演唱会的主角，他随性抬起胳膊表演着当年办公室里的经典游戏“慢动作排球”，也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模仿着午夜加班的“临时电台”，点播了一首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此时的他有些手舞足蹈，话痨般的念念不忘那些细致的情节，生怕闪过哪一个分镜是自己没有介绍过的。

从哪一天起他爱上广告，任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说他知道，他的心并没有玩野。尽管在三、四年之后，他还是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做到创意总监的位置。

广告里的心意

中国网通上市那一年，张文主在北京奥美。

广告人跳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忽略台北到北京的距离，你可以直接读到他口中最具心意的广告。

愿意花两年时间默默铺设宽带，坦言第一次露脸只为做给政府和媒体看，网通的做法显得有些孤注一掷。张文主喜欢这样的坦诚，足足跟进了几年的时间。

“当时我很清楚，宽带会和互联网一样成为热门词汇，所以并不需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宽带。”张文主显得很自信，“网通的技术就是宽带，宽带就是未来，就是要基于宽带技术，让中国人过上不一样的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宽广”。

于是，当“网通，由我天地宽”的广告词出炉，中国网通也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最初的记忆，也从此开始，张文主鉴证了中国网通持续六、七年的品牌建设。

田硕宁，或许是让张文主坚持的理由之一。这位昔日的网通总裁，让张文主在挑剔的各部门小组面前，勇敢的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能够遇见尊重创意的客户不容易。”张文主一直认为，一个创意的成功除了要有好的品牌和产品做基础，更是有运气的成分。

看起来网通的广告没什么创意，却很是卖座的原因，张文主的解释是，创意人的心意最重要。

“好比前台的漂亮秘书不会在乎打孔机是进口还是国产，也不在乎客户想要展现的精密工艺，她要的仅仅是能够方便快速的完成工作，准时下班去和男朋友约会。”

当电视上大喇叭似的喊着“六味地黄丸”耳熟能详的“药材好，药才好！”，还有那些买了顶着负面消息成功返市的“东风标致307”而能“品位成功、品味生活”的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也藏有张文主的心意。

理想的初心

与奥美比稿赢得“中粮长城葡萄酒”的时候，张文主已身处斐思态。

被好朋友周俊仲拉进北京办公室，却看到下午六、七点钟就已空无一人，张文主开始以开展业务之名，让员工加班。

周俊仲的离开一直让他倍感惋惜。在一年中，周俊仲为斐思态赢了国内国际各种广告大奖，也的确实实在在的满足了小公司热衷于得奖的心理。

“我不是得奖型的创意人，真正的工作已经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说起圈里公开的秘密，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立场。

“比较可惜，我在大陆还没有见到真正的大师。”十年前，张文主曾把希望寄托于70、80后一代，以为会出现一个大陆版的“孙大伟”，但大陆的广告市场似乎过于庞大，海里捞针亦不如宝岛的影响力。
他欣赏80、90年代的全球模式，“17.65”的合理利润足以养肥当时的广告公司。而如今，媒体与广告分家，广告公司看上去越来越是个辛苦活。

“中国不是一个创意导向的市场，而是一个市场导向的传播环境。创意的贡献没有那么大，吹嘘的成分比较多。”在张文主看来，一些与国外广告的差距，更多的来自于外部的环境，客户与消费者对品牌的理解更容易影响广告的形式。

“在中国，创意只有两条路可走。”他针砭时弊，“要不就做飞机稿，短期内迅速的扬名立万；要不就将颠覆的思考模式延伸到客户的市场策略、传播策略甚至是产品上。”如今，越来越清晰的两极化，让得奖与三班倒的出货人，看似都已成为了广告界的悲哀。当然，谁都知道，要理想不能不要面包。

“哪个更是你的机会，要问问你做广告的初心。”他说他想做的，只是跟一些有相同广告理念的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帮助客户把品牌建立起来，证明用理想也能做一间公司。

在斐思态，他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