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九点，我和麦多纳公司新鲜产品部销售总监有个早餐会。麦多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食品集团之一， 1998年的营业额达一百二十九亿三千五百万欧元。会议地点是一个由钢筋和玻璃筑成的堡垒，颇具亚伯特·史匹尔（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的建筑师）的建筑风格。要想进入这个大楼，首先得出示身份证明。乳酪帝国处于严密戒备状态，奶制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保护，就差把保鲜期限贴在自动门上了。人们给了我一张磁卡，用来进电梯，然后我穿过一个装有地铁站式旋转栅拦门的缓冲空间。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极其重
要的人物，好像我去见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其实，将站在我对面的只是一个穿着条纹衬衫、高等商业学院的老毕业生而已。在电梯里，我不禁想起米歇尔·乌尔贝克（M.Houellebecq）的一首诗：

“职员通向他们的受难地
女秘书们走来走去
忙着给自己的眉眼补妆
就在一尘不染的电梯里。”

沉浸在这首诗的冰冷气氛中，我感到有些滑稽。

仔细想想，今天这个会议确实比国家元首会面更重要。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因为它决定了之后发生的一切的一切。

麦多纳公司大楼第八层，所有产品主管都穿着条纹衬衫，系着印有小动物图案的领带。销售总监对待他那些肥胖女助理的方式是如此恐怖，以至她们连厕所都不敢去。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杜勒。杜勒开会的头一句话总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不是为了让我们高兴，而是为了让消费者高兴。”仿佛消费者是另外一个种族，一种“人下人”。总之，我一看到他就觉恶心，对于在食品行业工作的人来说，这真有些麻烦。我可以想像，每天早上他一边刮胡子，一边打领带，同时喷着口臭向他的孩子咆哮；或是站在厨房里，听着开得震天响的法国新闻台，端着咖啡，读着“回声报”。他从1975年以来就不再碰他的妻子了，甚至连外遇都没有过（她可有）；他每年就读一本书，而且必须是法国名记者阿兰·杜阿迈尔写的。他西装革履，深信自己在公司里是个关键人物；他有一辆硕大的奔驰车，堵车时马达隆隆作响；车内先锋牌音响上挂着摩托罗拉手机，来电时发出噼里噼里的铃声；收音机里播放着家具超市卡斯托拉玛（Castorama）的广告：“廉价甩卖，要买尽快。”他坚信经济恢复增长是件好事，而增长只意味着不断地生产，意味着“商品的高度积累（马克思）”。剩余产品堆积如山，足以将我们埋没。他也有信条，是他在商学院学到的：你的信念就是增长。让我们生产出百万吨的产品，这样我们就幸福了。让我们歌颂维持工厂运转的增长！让我们赞美工厂运转带来的增长！尤其是千万别让我们停下来思想！

像在世界上所有的办公大楼一样，我们坐在一个青蓝色的会议室里，围绕着一张椭圆形大桌，上面摆着一杯杯橙汁，一个秘书奴隶低眉下眼地拿进来一个咖啡保温瓶，空气中还存有前晚的会议残留下的狐臭。杜勒致了开场白后强调：“今天的会议内容保密，没有章程，是一个危机会议，要看消费者再次购买状况，只是我有点担心周转率。一家竞争对手正大肆开展一场促销活动，发出‘我也要’攻势。消息一致证实，他们想窃取我们的市场。我们认为我们已面临威胁。”刹那间，所有与会人员都皱起眉头，如果加上钢盔和总参谋长的地形图，我们就置身于《最漫长的一天》（美国电影，叙述二战时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当中了。

经过了一番形势的例行评论后，轮到我们广告公司的客户服务总监让·弗郎索瓦（惯称杰夫）发言，他一边摘要总结，一边用投影机将他的幻灯片投映在墙上：“过一会儿，我们将向你们介绍我们设计的三十秒广告脚本，以打退竞争对手向‘清丽佳人’的攻击。我提醒你们，上次会上确定的战略目标，就是针对市场不断被侵蚀的状况。‘清丽佳人’除了不断革新外，还希望借助于其人体工程学的新包装，向人们提供一种软乳酪新形象。”他抬起头，换了张幻灯片，墙上显现出几个加粗了的字：

　　中间色调提议（续）

　　情绪

　　贪食/难以抵制

　　快乐/时尚 清丽佳人 　减肥/美容

　　健康/营养　　　　　　　 理智

既然没人吭气，他看着他的女助理（她寄托在幼儿园的孩子正闹中耳炎）用Word 6.0打的文稿继续侃侃而谈：“正如二十三号那天吕克和阿尔弗雷德所决定的，我们考虑重点主要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上，即，‘清丽佳人’，让我保持苗条，其丰富的维他命和钙质，更让我吃得聪明。鉴于众多类似商品已充塞市场，品牌评估报告显示，我们应该着眼以下两个方面：美容和健康，即‘清丽佳人’，对我的身体和心灵都有益处。也就是说大脑和大腿。嘿嘿。”

他这番话是企划部门职员（两个四十岁左右、患有抑郁症的企划人员和他们从第戎高等商学院毕业的跟班）一齐劳作的硕果，完全是为了迎合客户的愿望和品味，同时又可以为我昨晚才琢磨出的广告脚本说明原由。这时，杰夫止住笑，因为他发现只有他自己觉得幽默。他继续手舞足蹈地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概念，如果与战略目标紧密结合，我相信一定能让这一产品在视觉上具有最强烈的冲击力。好，现在由奥克塔夫来谈谈这一文案。”

既然奥克塔夫就是我，我不得不站起来，拿出分镜头图，上面的十二幅草图是用高薪聘来的美工画的。我在一片死寂中，开始讲解这个广告片：“呃，是这样的。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里布海滩。晴空万里。两个金发美女身着红色泳衣在沙滩上奔跑。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人地名注释会成为宗教经典解释的障碍。’另一个回答：‘注意别落入本体论近义词的圈套。’与此同时，海水中，两个有着古铜肤色的冲浪者正在激烈地争论：‘你知道吗，尼采在自传《看！这个人》中大赞游泳是完全的享受主义？’另外一个反驳：‘不，他只是用唯我论的比喻来捍卫他的‘崇高健康’理念。’镜头再回到沙滩，我们看到那两个美女此时正在沙子上写数学方程式，对话：‘如果我们假设X的立方根随无穷数变化……’，‘对，’另外一个说，‘你只要再将趋向渐近线的集合数加以细分。’片子以一艘‘清丽佳人’的小艇画面结束，广告词是：清丽佳人，轻盈让人智慧。”

死寂仍是一片死寂。销售总监扫视着他的产品主管们，他们都忙着埋头记笔记，以躲避发表意见。杰夫不大有信心地试图为我的文案辩护：“当然还有最后的唱名‘嗯，麦多纳’，在此就不另提了。呃，我们认为，如果让那些俏丽佳人的代表们同时进行非常知性的谈话，一定更有意思，而且要知道，户外的体育活动如今越来越成为主流。另外，这脚本还可以提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法国小姐们讨论地理政治，大谈1918年的不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猛男脱衣舞表演剧团 (Chippendales)一边讨论裸体怎样同时作为身体解放以及后现代的异化否定，一边光溜溜地展示着他们的肌肉；等等。这挺有趣儿吧？”

那些主管们此时开始按照他们的官职顺序，轮流发表意见：“还可以”，“不错”，“我没被说服，尽管我明白它要说什么。”“这是个可能的思路”……我注意到，他们就像鹦鹉一样，每个人都重复他的下属所说的，一直到杜勒为止。这位老板倒是根本不同意他属下的意见，他问：“为什么要使用幽默的方法？”

他问得没错，我要是他，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我忍住逐渐升起的恶心感，试图论证我的观点：“这对您的牌子有好处。幽默能让您显得可亲，而且更有助于记忆。消费者更容易记住让他们好笑的东西，之后，他们会在晚餐上、办公室、课间休息时重复这些笑话。你看那些闹剧有多火，人们进电影院就是为了找乐……”

此时，阿尔弗雷德·杜勒掷下一句不朽的名言：

“对，可事后他们不会去买胶片吃。”

我请他原谅，我得去趟厕所，同时想：“你这他妈的王八蛋，你在我的书里可赢得了一个位置，而且是个明显的位置，就从这一章开始。阿尔弗雷德·杜勒是堆臭大粪。”

所有作家都是告密者，所有文学都是泄密。如果不是为了往送给我的一锅汤里啐唾沫，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书。事实上，我曾经是众多事件的目击者，而且我认识一位够疯的出版商，允许我将这些娓娓道来。起初，我没有任何要求。我身处于一个机制当中，这个机制会将所有拦路的东西都予以捣毁。我从未认为我能够安然无恙地脱身。我曾到处询问，想知道谁有力量来改变这世界，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个人也许就是我自己。

总的说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摧毁森林，代之以汽车。他们制定这个计划并无任何意识，也没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目标在何处，但仍吹着口哨，向前进发。他们身后，即使是酸雨肆虐，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干系。地球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第一次拥有了同一个目标：挣到足够的钱，以便能像广告里那样活着。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反正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并没有在进行自我批判，也不是在做一个公开的精神分析。我写的是世纪顽童的忏悔。我用“忏悔”一词，绝对是天主教意义上的。我想在滚蛋之前完成我的灵魂救赎，我记得圣经里的路加福音：“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从此，我惟一能接受与之签订无限期合约的，就是上帝。

我要让你记住，我曾经也试图去抵抗，尽管我明知参加这样的会议就等于同意合作。你只要在那些病态的、带空调的大理石会议厅里，在他们的桌边就坐，你就等于参与这愚民的过程。他们好战的字眼让他们露出心虚的马脚：他们谈宣传战、目标、对象、冲击力、计划目标、第一波攻势、第二波攻势。他们害怕被吞噬，拒绝被吸血。我听说，马尔斯（Mars）公司（是个巧克力生产商，马尔斯是希腊神话中战神的名字）那里，把一年时间分成十二个P，每个P有三个S；他们不说四月一日，而说“P4S1”！这简直是一帮匪军，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作为毒害大脑的一门技术，虽然是由美国人亚伯特·戴维斯·拉斯克尔（A.D.Lasker）于1899年发明的，但它的高速发展还是得力于三十年代一个叫约瑟夫·戈培尔的家伙：为了说服德国人民去烧死所有的犹太人，戈培尔可谓是个杰出的广告文案策划人员：“德意志高于一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劳动赋予自由”……记住，不要拿广告开玩笑。消费与消耗本没有什么大区别。

有时，我觉得我也许能成为掉进齿轮里的一粒沙子，或者是繁殖力旺盛的巨兽胃里的一条蛔虫，甚至是摧毁全球市场的特种部队士兵。我说：不上飞机，就不能劫机，正如葛兰西 (A.Gramsci)【1937年逝世的意大利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所说，“改变应从内部着手”。（葛兰西比托洛斯基来得潇洒，而且同样鼓吹渗透主义。我还可以引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或六八叛逆分子丹涅尔·龚本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青年偶像，现为欧洲议会法国绿党议员。】的例子。）这样才有助于我完成这件麻烦的差事。不管怎样，那些六八叛逆分子先从革命起家，然后都进入了广告界。我想做的则正好相反。

我想我更像是切·格瓦拉式的自由战士，一个身着“古奇”名牌服装的叛逆者，对了，我就是副指挥官古切。古切万岁！这名号真棒，又好记。只是在认知上有两个问题：第一，它听上去像墨索里尼的称号杜切。第二，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不是切·格瓦拉，而是戈尔巴乔夫。

夜晚，我回到我宽敞的住房，因时而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者而难以入眠，但实际上，是可卡因让我保持清醒，它那股金属味道直冲我的喉咙。我在厕所里自慰一番，然后吞下一粒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我身边已没有半个女人。

我想，最初我还是很愿意在我周围做些有意义的善事。可是最终没成功，因为人们阻止我，我也就势放弃。心怀好意的人最后常常变成禽兽。今天，我知道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有改变，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个潜伏的对手无所不在，而且让你不痛不痒，我们不可能与之抗争。与奥林匹克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所呼吁的正相反，我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不参与，应该像高更、兰波和卡斯卡尼达一样，远走高飞到一个荒凉小岛，看安洁丽卡往朱丽亚娜的乳房上抹油，让朱丽亚娜给我抚慰，我们照管着种满大麻的花园，同时希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已一命呜呼。品牌已经打赢这场对抗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是战败国。我向你们透露一条独家新闻：大卫从来没有向巨人歌利亚（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遭非利士人侵犯，少年牧童大卫巧用石子战胜敌方巨人歌利亚）挑战。

我曾经天真幼稚，而这并不是干我们这行所必需的条件；我如今上当受骗，这正是我和你们惟一的共同点。

在麦多纳国际集团的厕所里，我吐出喝进的十二杯咖啡，然后又刮了一道白粉，让自己重振精神。我用冰冷的水泼了泼脸后才回到会议室。难怪没有任何创意人员乐意为麦多纳工作，这帮家伙的确不好伺候。不过，我好歹还有备用脚本：我建议他们模仿电影《霹雳娇娃》，三个美女上窜下跳、端着手枪瞄准镜头，伴着七十年代的灵魂音乐；她们抓到坏蛋就向他们朗诵波德莱尔的诗句（再加柔道、飞腿和跟头倒立），一个美女直视镜头，同时扭住一个可怜坏蛋的胳膊，他疼得呲牙咧嘴；美女大喊：“要是没有零脂肪的清丽佳人，我们就不
可能将他们抓获。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这个方案也未获成功。以下几个方案如：模仿某种模式的印度电影、007女郎接受精神分析、法国名导演让·吕克·戈达重拍《神奇女侠》、摄影名家大卫·汉弥尔顿拍摄有关著名女批评家朱莉雅·克斯特瓦的研讨会，等等，也同样都遭到了被唾弃的命运。

我们这位地球村的白痴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抨击：

“你们这帮创意人员，自以为是艺术家，你们想的就是怎样在戛纳得奖。我可要有交代。对我来说，要知道行还是不行，要能迅速清仓出货。我们有迫切需要，您明白吗？奥克塔夫，我特喜欢您这个人，您讲的笑话让我特过瘾。但我不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我们针对的是市场，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应该考虑到目标对象的需求，想想超市里的那些展示台，难怪人们管它们叫维苏斯的贡多拉船头。”

“是威尼斯，”我反唇相讥，“让贡多拉留在威尼斯吧。”

这位宝洁公司出身的家伙可没有一丝笑意。他转变话题，对市场调查大加赞赏。他的领带部下们继续忙着在他们的本子上涂抹。

“我们集合了二十名消费者，她们对您的奇思异想一点都摸不着边，不能整理出任何观感。她们要的是信息，要看产品和价格，就这些。另外，我要求的视觉重点您放在哪儿了？您的点子很有创意，不错，可是，我是个卖大路货的生意人，我需要能随时变成市场营销广告的东西。另外，您让我怎么通过互联网做宣传？人家美国人早就发明了垃圾邮件，就是通过电子邮件寄广告。而你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已学过最基本的，实际经验才是真格的。我是准备花钱买些让人震动的东西，但它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急需。”

我极力保持自己的镇定：

“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如果您事先就征求消费者的意见，您怎么才能给他们一个惊喜呢？难道您让您的太太自己选择您要送给她的惊喜礼物吗？”

“我太太不喜欢惊喜。”

“她是为了这个才跟您结婚的吗？”

让·弗郎索瓦像是被呛着了，发出一阵干咳。

我虽然在对杜勒礼貌地微笑，可心中想起的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话：“要想赢得大众的好感，你就要告诉他们最愚蠢、最粗俗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民这个模糊群体的鄙视和憎恨……有时，我甚至觉得为了让消费者吞食他们的产品，那些工业巨头差点准备再次启用那些让无数犹太人丧命的囚车。让我再给你们引述另外三句话：“我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产品效应”。“宣传如若变得显而易见，它将不再具有实效”。“谎言越大越真实”。这些都来自戈培尔棗又是他！

阿尔弗雷德·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追击：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完成一万两千吨的销售。您那些跑在沙滩上、大谈哲学的女孩子太知识了，给巴黎的《花神咖啡厅》倒挺合适，但消费者懂个屁。至于引用尼采的《看！这个人》，我倒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在普通观众眼里，恐怕有同性恋之嫌。说实在的，这不行，得给我重来。您知道吗，宝洁有句名言：“别把大众当成傻瓜，但也别忘了他们就是傻瓜。”

“您刚才说的也太恶劣了。这意味着民主将导致自我毁灭。就是这些极端看法才会让法西斯回归：我们先说人民大众愚蠢，然后再将他们除尽。”

“嗬，您不是想给我来一段叛逆创意人员的高调吧？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卖乳酪，而不是干革命！他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昨晚人家没让他进那家有名的‘澡堂’迪厅？”

气氛有些嘈杂混乱，让·弗郎索瓦试图转变话题：

“不过，说实在的，性感女郎大谈柏拉图的宗教解释学，这种反差不正表达了你们的意思：美丽和智慧……”

“广告语太长，车篷可没这么多地方。”一个戴眼镜的杜勒部下说。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的原则：制造幽默反差（我们的行话称‘创意跳跃’），来引观众发笑，从而与消费者产生买卖默契。另外，你们这些所谓的宝洁出道的人，你们的策略还真有些蹩脚，请原谅我这么说。如真想把苗条和智慧作为唯一卖点的话，还就必须这么干！”

让·弗郎索瓦示意我别再坚持。我差点儿建议用“麦多纳高于一切”来做广告语，但我最终还是泄了气。

你们会觉得我有些过分，会觉得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但看看这天上午这个小小的会上所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广告文案讨论会：它可比慕尼黑条约还重要得多。（1938年，在慕尼黑，英法首脑内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就是这样，在桌子的一角，将捷克斯洛伐克遗弃给了纳粹。）每天都有几百个麦多纳这样的会议将世界遗弃，每天签署的慕尼黑条约成千上万。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他们在谋杀思想，禁止变化。你面对的是一些鄙视公众、并想把他们置于一种愚蠢的、限定了的购买行为当中的人物。在他们眼中，他们是在跟五十岁以下的低能儿打交道。你试图向他们提供一些有意思的建议，对大众表示些尊重，并让他们有所提高，因为打断人家正在欣赏的电视片是个礼貌问题。但你却受到阻止，而且，天天如此，次次如此。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尾巴夹在化纤西服底下的屈服投降；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怯懦的如释负重”。而且，逐渐地，通过成千上万的这种低能会议，工于心计和蔑视一切的愚蠢与荒诞，最终战胜了为人类进步所做的对纯朴的探求。本来，民主时代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利用传媒的神奇力量来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而非将其碾碎。可惜前者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拥有这力量的人不愿冒任何风险。广告主们要的都是咀嚼过、试验过的，他们不想让你们动脑筋，他们想把你们变成羔羊。我不是开玩笑。总有一天，他们会在你们的手腕上刺上条形码。他们知道你们的权利都在你们的信用卡里。他们要阻止你们选择。他们要把你们的随意行动变成购买行为。

对变化的抗拒往往在那些毫无人味的会议厅中来得最强烈。在这幢大楼里，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那些满是头屑、用增高鞋垫的卑微职员中。他们被授予权利的钥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政治家什么都控制不了，经济才是主管。市场销售将民主倒置，如今是由乐队掌控指挥，民意测验来搞政治，市场调查指挥广告，听众抽查决定电台播放音乐，商业审查决定一部电影的结局，收视率指导电视节目。而所有这些市场调查都由地球上的这些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控制。除了他们，没有人能为此负责。阿尔弗雷德·杜勒们操纵着缰绳，但却是哪儿也不去。老大哥【英国小说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中极权国家机器的代称。】并不监视你，老大哥在测试你。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保守主义，是一种让步。人们不再向你们建议任何有可能不招你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这样扼杀了发明、独创、创作和叛逆，其余的也跟着一起遭殃，余下的只是我们的克隆存在……我们被催了眠的迟钝……生灵的孤独……对丑陋的广泛麻痹……不，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会议，而是走向世界末日。人们不可能在屈从这个世界的同时又改变它。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历史课上学习民主是怎样自我毁灭的。

五十年后，阿尔弗雷德·杜勒将因反人类罪而受到指控。这家伙每次使用“市场”一词时，都要理解成“蛋糕”。若他说“市场研究”，他指的是“蛋糕研究”，“市场经济”意味着“蛋糕经济”。他鼓吹蛋糕的自由化，他要不断在蛋糕上推出新产品，他永远不忘强调这蛋糕是全球性的。要知道，他恨你们。对他来说，你们就是些需要填喂的牲口、巴甫洛夫实验用的小狗。他感兴趣的就是怎样把你们的钱移到他股东（即美国退休基金，就是说一帮做了拉皮手术、正在迈阿密游泳池边等死的退休者）的口袋里。美好的物质世界就将如此美好地运转下去。

我再一次向杜勒抱歉离席，因为我觉得我的鼻血快流出来了。这是巴黎可卡因的问题：它掺有这么多杂质，你的鼻孔一定要非常坚韧。我觉得血在往下流。我屏住鼻息，迅速起身，直奔洗手间。那儿，血液从鼻腔奔泻出来，无可阻挡。到处都是血，镜子上，衬衫上，自动纸巾机上，地板上。我的鼻孔冒着大大的红气泡。此时幸好没有人进来。我看着镜子里的我，满脸是血，下巴、嘴巴、衣领、桃红色的洗脸池，还有我血迹斑斑的双手。这回可好，他们赢了，我的确是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倒给我一个主意，我用血手在厕所的墙壁上抹了个“猪”字，在门上也涂了一个大大的“猪”字。我出门来到走廊，在墙壁上，地毯上，电梯里，都涂上“猪”字，然后逃之夭夭。我想，那些监视器已让这一光荣的时刻成为不朽。这天，我用自己的鲜血为资本主义洗了礼。

--------很长很残酷，是否也让你想起那些提案会议？回到公司之后，奥克塔夫的广告生涯还在继续，明天见。（《我》之三）

转自顶尖文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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